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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作者:党治国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4-3
 

 

 

 

 

 

 

 

 

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党治国

2001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历是十分宝贵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2001年)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所通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119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往事。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的水工建 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顺顺的教授而已。

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俐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些公式。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老师1911820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官。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而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博士同意,商定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程师黄万里决 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 1937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1937年,26岁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灵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在重要的争论中,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老师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老师到浙江大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413,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10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论了七天。

早在19565月,老师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第一节:《关于现行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法之不合理问题》,首先指出该规划:不能说是一个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接着又指出该规划确定正常高水位的计算公式是片面的。

接下来的话就更大胆: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2×107元的防汛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的,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坝河就已经治了。

黄老师主张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而在讨论会上陈望群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黄万里教授所说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相信后世子孙比我们聪明。(《资料汇编》25页)

老师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仍坚持他一年前《意见书》中的观点,这份意见书全面地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反对拦沙放清,反对把下游水灾移到上游;一定要修水库,则主张降低坝高,坝底留泄水洞以刷沙。他这些反对意见恰如《中国水利》第9期六篇批判老师的文章中所说的: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顾文书)是想取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黄万里在文中虽未提出黄河上不能修建水库的主张,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三门峡的修建。”“并在实质上反对三门峡水库的功用。(郭起光、何孝俅)。这些批判不是诬蔑,借此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诬蔑。

而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也只肯定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绝大多数不是全体一致,唯一的例外就是黄万里老师。20031127的《南方周末》载:亲历这次讨论的温善章表示,会上并无人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这话放在1957年反右时会被认为包庇右派,现在这样说却使人感到诧异。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字,读为怪人出黄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字的繁体为。)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而麻烦的还有他的小说《花丛小语》。

老师不只擅长水利,而且会写小说——《新清华》182期上发表了黄万里老师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接着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听到纳税人的说法,真如空谷足音。但这说法却如旷野的呐喊一样消失了。直到40年后关于纳税人的说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益成为社会的强音。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不幸的是这种批评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制度不但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变本加厉。这种现象的的原因却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学者之能够当红,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学们都知道他小说中的金大郎钱伟长教授,汪守亮王遵明教授,章某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花丛小语》

这不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问责制吗?究竟是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还是人民应无条件地感谢和歌颂政府,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于是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不是告密,不过是汇报而已。

小说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轰动和好评,黄老师一时兴起,又写了《花丛小语(续)》,刊在《新清华》193期上,文末并缀以未完待续字样。

68《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对黄老师的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那天,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突然一种感觉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电影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619,《人民日报》以六号小字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刊出了《花丛小语》。后来知道,毛泽东对《花丛小语》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斥责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他对黄老师关于三门峡水坝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只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黄老师的右派竟是毛泽东钦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因为在当年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来上来的发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调子批判黄老师的反党言论。黄老师站到桌子上(因麦克风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态度安详从容,对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的质问,他的回答始终是人民的立场。在人们要把他打翻在地的会场上,他坚定的立场不只是保护自己及自己的亲人,也是保卫他所坚持的科学真理。而黄老师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丛小语》,还有一条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

但年轻气盛却又单纯不设防的同学们的对立面,却是久经战阵老于世故而且掌握着权力的政客们,于是我们的悲剧不可避免。为扫清反右运动的障碍,完成5%的右派指标(实际接近10%),数百学生纷纷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坚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细胞会反党。但政治运动是按需要进行的,你就算浑身是口,也申辩不得丝毫。

当年的水文学没有考试。八月份,我们到三门峡做认识实习,我在坝基上也打了几个爆破孔,亲手参与了这个错误的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给陕西人民带来数十年祸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矿下井劳动,从此与黄老师一别就是22年。

党治国/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限于篇幅,本刊在选用时对原文进行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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