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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作者:书同 文章来源:文汇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0-2
 

 

 

 

 

 

 

 

 

“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写在梅光迪逝世70周年前夕

  书同

  1916年12月28日,梅光迪给胡适一封回信,信中主要阐述社会改良问题,提出“改良社会,先须改良个人”。他习惯性地谈到中国文化传统,说:“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写这封信时,梅光迪正在哈佛大学就读,而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忙着编他的新诗集,并希望梅光迪为他作序。梅光迪用三条理由谢绝了胡适的请求。他说:

  “(一)迪现实未敢谈诗,因未研究也;(二)序文者乃‘谀墓’之类,安容反对家置喙?(三)迪全无名誉声势,作序无补。”

  读这封信可以比较清楚地感受到梅光迪的文化追求,同时又能较真切地感受到其性格与为人。

  胡、梅这两个安徽老乡,大约相识在1908—1909年的上海,那时胡适在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横滨桥的中国公学就读,而梅光迪则在邯郸路的复旦公学就读。两校相距不远,而因为寝室里有几个绩溪同学,胡适常来看望,梅、胡遂相识。胡、梅两人因白话文之争,在现代文化史上造成一学术公案,那是1916年以后的事,而在此前,两人却是惺惺相惜的一对君子,生死相托的一对挚友。

  在一般人心目中,梅光迪是一个守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反对白话文,后来又创办了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学衡》杂志,还曾被鲁迅“梅光之迪、宁古之塔”地嘲笑过。但仅因反对白话文就被视为“保守”,因为提倡新人文主义(这是《学衡》的主旨)就被称作“反动”,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研究梅光迪固然可以用“胡适对立面”的视角,也可以用“鲁迅批评”的视角,如果再立足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日记、他给胡适的书信的文本,则又可以得出几乎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十分有主见、抱着极高文化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相当前卫。同时,他又是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一个性情耿介的狂狷之士。

  1912年春,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梅光迪与同时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陆、徐两室友发生争执。该陆、徐均已年过而立,又皆属北人,年龄与生活习性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使得彼此之间颇不相睦。某天季考后,同学正聚集在一室高谈阔论,不料梅与陆一言不合而起冲突。梅躲开,陆自己摔倒在椅子上,额头受轻伤。但徐、陆沆瀣一气,硬将责任推在梅身上,要他承担医疗费。随后,冒签梅光迪名字,从银行取走梅的留学生活费。此事虽经留学生监督处置,却难以抹去梅光迪心中的义愤。他在4月30日给胡适信中,详述事情经过,希望胡适能理解其苦衷,信任其人品,并在留学生中代其消除影响。通过此一事件,他也进行了深刻自我反省,说:

  “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一生吃亏全在于此。”

  性情孤傲,愤世嫉俗,这从梅光迪一系列言行中均可看出。而这一点与鲁迅十分相似。刚去美国之初,他对留学生中许多现象颇不能容忍。在1911年感恩节后二日(约11月27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看见留学生一来到异国他乡,立刻剥去中装而改穿“异服”,整日里聚会谈天、逛街游玩,他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谈到:

  “欲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

  他的这种感受,与鲁迅刚到日本,在东京上野的公园,看见清国留学生的做派所发生的感慨,如出一辙。

  梅光迪对别人是这种感受,别人对他的感受也就好不到哪里去。1911年9月30日,他给胡适写信说:

  “迪学无根底,又无良师益友,近一二年始稍知为学之方,每有思想议论,自谓差能拔于流俗,然以此不容于同侪,多有目迪为迂腐病况者。”“迪稍有几本中籍,国人见之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者。书痴、老学究之名词盖已数闻不一闻矣。”

  辛亥革命及袁世凯的窃权事件,令梅光迪感到激愤。他在1912年正月十九致信胡适,痛斥留学生报刊(《留学生月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而该报日以诬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太可恶、太无耻。华盛顿生日前一日(应为公历2月21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提到“同人议定来月初举行庆祝共和成立大会”,并再次严厉斥责袁世凯,称“袁氏市井之徒,无学识、无道德,畀以重任,不但羞当世之士,亦使华盛顿笑于地下也”。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而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能对祖国的总统大人、后来遭万人诟骂的袁世凯做出如此判断,看来绝不是靠的什么政治智慧,应该完全是个性和道德的力量使然。

  如果说梅光迪守旧,应该是守的“道德之旧”。但他所守的“道德”到底是否陈旧,是否需要淘汰,迄今看来,尚无法定论。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吾人处孔教衰颓之日,须以复兴之责加诸身,善读善解尤须善行;不然,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方兴之外教,有血气之男子不为也;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乃为豪耳。”

  中国自古将“道德”与“文章”并称,为文在其次,核心在道德。1911年三月朔日(农历三月初一),他在与胡适探讨文章的一封信中说:“文以人重”,建议胡适“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也。”因是,在另一封信(1911年10月8日,此时已到美国)中对胡适回护程、朱而诋毁习斋(颜习斋),大不以为然,提出:“吾人论古当问其人之有功德于吾民与否,不当问其学问之纯驳。”为颜、李(李卓吾)辩护,推崇“视思明,听思聪”。

  在1911年11月27日那封信中,他说:

  “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皙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

  梅光迪颇有见地,这从前述对袁世凯的评判可见一斑。而对于胡适由康奈尔农科转学文科的意义,对于自己与胡适的学术争论的历史地位,简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预见。1912年正月十七,他给胡适写信说:

  “吾人生于近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

  正是在这封信中,称“足下(指胡适)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

  他在1911年10月8日的信中称:

  “足下视迪不以寻常之交,极所感激;唯以区区之所贡于足下者,方谓获我同情,为吾人讨论中一段佳话,将来为祖国学术史上添一新公案,而足下以一笔抹杀之,是则私心之所不甘者也。”

  从这些话语看,梅光迪是历史方位感极强的一个人,也是历史使命感极强的一个人,正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这种忧患意识,终极的人文关怀,正是梅光迪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地方,也正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

  梅光迪有一个值得荣耀的家世,他是宋诗开山祖梅尧臣的后裔,明清两代宣城梅氏出了一大批名人,如梅清、梅文鼎等。但是晚清以后,特别是梅光迪出生的1890年代,大约因为太平天国等战乱的影响,宣城梅氏逐渐式微。梅光迪的父亲在宣城当地兴办教育,久被债务所困,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梅光迪从他的留学生活费中克勤克俭,帮他还债。也许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容易与同样家境的胡适结为知音。大概也正因有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的父亲,使其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自知之明。在到美国半年后,他拟定了省克法十八条,并写信告诉了胡适:

  第一条,起居有时;第二条,饮食有节;第三条,处事有序;第四条,立志必为天下第一等人,文章、经史、政治、哲学,必须成家;第五条,勤学;第六条,敦品,应对进退、仪容动作、交际然诺,皆不可忽;第七条,主敬,出门如见大宾,入门如承大祭,不愧于屋漏;第八条,乐天,和平闲逸,有潇洒出尘之致,不以世俗毁誉得失分其心;第九条,寡欲,洗心涤虑,思无邪;第十条,坚苦,勇往凌厉,百折不回;第十一条,习劳,多运动操作;第十二条,谨细,事事留心,视思明,听思聪,察言观色;第十三条,谦让;第十四条,慎言,戒妄言恶言,不臧否人物;第十五条,择交;第十六条,爱人;第十七条,惜阴;第十八条,节用。

  显然,这十八条都是养成中国传统意义上正人君子的要件,同时,也是针对自身弱点和坏习惯所上的“紧箍咒”。从其与父亲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这十八条,许多都是来自父亲的教诲。

  梅光迪的人生,1936年前,即使不能说是安逸的,至少可以说是安定的。但自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与大多数国民一样,他的人生开始陷于困顿。他本来是在美国当着教授,过着安定的知识分子生活。1936年夏,应老友竺可桢之聘,回到中国,担任浙大文理学院的副院长。而那时,战争氛围日浓,国势渐危,一年后,就进入了漫漫八年的艰苦抗战。许多人回国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特别是在战争关头。而梅光迪只有一个:应老友之聘。从他留存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看,对于这一回国的决策,回国的理由,看不到任何悔意。也许,回到自己的祖国就是最大的理由。

  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因心脏病,逝世于贵阳医学院,享年56岁。临终前一年,他才发现身体出了问题。1938年-1945年,一直在遵义浙江大学任教,那时,主要住在石家堡,文学院则在何家巷,夫人李今英上课的地方在龙王庙,而他给外语系学生讲课也要去龙王庙。战争岁月显然是艰苦的,月入可以达到数万元,但是,一顿早餐需要四千多元,一瓶奶粉需要二万八千多元,而且常常还会屋漏偏遭连阴雨。但是,与学生为伍,与家人相伴,又可以苦中作乐。1945年9月20日,他特别记了日记,因为今天是他与李今英结婚十八年的纪念日,子女们赠送了毛巾等能够办到的小礼物,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深情地写道:“再有十八年之生命,予愿当足。”

  在人生的最后,尤可见一个人的道德品性。1945年2月14日,农历新年,同事小孩来贺新年。梅光迪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小儿来拜年,惜未赏钱。”愧疚之情溢于言表。3月3日,忽然想起自己的家世渊源来,颇有慎终追远之情怀。他写道:

  “翻阅明史宣城县志及宛陵诗集,予常觉宣城历代名人不少,见于《中国人名词典》者约百人。该书所载共计四万余人,宣城所占已多出其所应得之数。而梅氏一姓之名人,在宣城又首屈一指。故以后宣城梅氏之子孙,无论侨居何地,总须保存其宣城籍贯。”

  3月14日,又记道:

  “每念乡贤,不觉神驰。予常谓爱人类必先爱国,爱国必先爱乡,爱乡必先爱家,爱家必先爱身。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而后一事乃有所着手。”

  斯人已逝。回味六十乃至八十多年前的一言一行,不难想象其气度,其精神。他在1913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吾辈书札往来,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

  “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显然,这是君子之道。但在当时,乃至日后漫长的岁月,证明此道难以行得通。梅不仅因此屡屡开罪于胡适,还因坚持己见,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划到保守主义者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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